远古至今，自从有了人类，孝道作为人的本性如同血脉一样不断传承，经过历史的积淀，从传统的思想意识渐渐凝化一种文化形态——孝道文化，植根于国人的思想深处，指导着人们的善言善行。
新的形势对孝道文化的理性呼唤。孝道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始终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从最初的“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发展到现代以“忠诚、仁爱、向善、幸福、包容、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孝道观，其间经历了不断提炼、升华、扬弃的过程，其内涵已经超越了家庭的界限向社会延展，成为指导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在以家庭为基本细胞的中国社会，自古就有“非孝者无亲”、“刑三千不孝为大”等法律文化传统。运用司法的手段，推动以孝道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已经成为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老人的今天就是年轻人的明天，保障好老人的合法权益事关千家万户。当前，社会评判孝道的标准已经从单纯的物质供养发展到物质与精神同步关注，让老有所居、有所养、有所学、有所医、有所乐，需要子女和晚辈的厚言重行。在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支配下，每一个家庭都渴望和睦幸福，每一位老人都希望子孙孝贤，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渴望社会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刻转型，日益增长的物质欲望不断考量着人们的亲情观、价值观，因利益驱动而导致亲情疏离、亲情淡漠的现象日益增多，由此导致的纠纷数量趋于增多，迫切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对亲情失调、家庭失和等社会范畴下的“不孝”现象给予规范。司法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一方面要运用法律的刚性规则，但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孝道等文化的柔性滋润作用，通过借力孝道以及其他文化的力量，达到了案结事了、心顺人和的效果。
司法实践对孝道文化的现实选择。司法实践中对孝道文化的运用应当有所甄选。孝道文化内涵丰富，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孝道的含义有不同的感悟和认识。就其司法功能来说，孝道文化必须切合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且具有功能上的可操作性，以善良为基点，达到孝道文化和司法目标的内在统一。
对孝道文化的运用要坚持价值的合理性，有一定的理性品质要求，达到法律要求和社会价值的统一。针对孝道文化的厚重性和宽泛性，我们把孝道文化具体化、时代化，赋予其诚信、和睦、和谐等更多的时代内涵，让当事人置身其中，自我对照，做出理性正确的选择。
在审判中运用孝道文化必须考虑案件的性质、特点，把握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还要考虑当事人的认知度和承受力，针对不同的案件选择适当地运用方式。在审理赡养等典型的涉及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时，要善于利用庭审、住所两种场合，借助孝言、孝例、孝德，用感情之声传孝道之音，引导子女重树“以孝为荣”自觉观念。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还要不断拓宽孝道文化的外延，充分运用各种文化的力量化解矛盾。在审理相邻权纠纷等邻里纠纷时，要充分考虑矛盾发生的地缘性，本着和解、包容、共存的原则，倡导与邻为善，用大爱观念缝补彼此隔阂。在审理熟人之间因小额经济利益引发的纠纷时，要用诚信、宽容、仁爱等文化力量，引导双方理性看待利益诉求，界定利益责任，从而化干戈为玉帛。在刑事审判中，要注意从犯罪行为对家庭造成的创伤，对父母、爱人、子女造成的心理伤害入手，教育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以孝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审判实践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给法律以有益的辅助和补充。每一个社会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孝亲爱家、感恩爱国，每一个法律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把孝道文化融会贯通到司法实践中，让司法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作者单位：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