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但是，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关键词 非人格化 犯罪实施 犯罪控制 阻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Impersonalization: implementing and controlling crime
Yao Jianlong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By impersonalising the victim, the criminal excuses himself from blame of his own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process of impersonalising criminals in government and society's control of cr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we have made, it is unnecessary and unwise to and should not impersonalize the criminals. The pullback of such impersonalization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to protect potential victim from possible violation, to control crime and cure criminals.
Key word: impersonalization,implementation, control ,pullback

一、非人格化：犯罪实施
被害人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学科，一些犯罪学家克服传统犯罪学研究将研究重点限于犯罪人的不足，而将研究视角投向被害人，并开始关注犯罪人与被害人在犯罪情境中的关系。以色列学者萨拉?本-戴维在对强奸罪中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研究表明在强奸过程中，被害人根本没有被强奸犯当作人，在此特定情境下，被害人对强奸犯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或客体。正如雷斯尼克（Resnik）和沃尔夫冈所指称过的那样，强奸犯使用了非人格化的技巧。他们指出，在强奸过程中，强奸犯似乎是当被害人完全不认识他那样来行事，即使他们在过去曾有过亲密和长期的交往。在迪纳?梅茨格（Deena Metzger）立足于男女平等主义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强奸就是将妇女转化成一种客体、一件财产或一个肉体的表现。对于强奸犯人格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1]（P229）
非人格化技巧的使用并非仅仅存在于强奸犯罪中，大多数犯罪，特别是那些直接以被害人人身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中，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都有一个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的过程。他们在对被害人进行加害的过程中，极力贬低甚至抹杀被害人人格，以强化其犯罪心理，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使犯罪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犯罪人在犯罪前要进行自我辩解。自我辩解着眼于两个方向：其一，针对于事，包括对犯罪做无罪的认定（即否认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和以己度人——认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其二，针对于人（被害人），通常的做法是对被害人进行贬低，比如他是一个该死的人，一个坏人，她是个骚货应该被强奸，等等。这种针对于人的自我辩解——对被害人进行贬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联的过程，可以分为在犯罪实施前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进行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和在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而并非仅仅限于犯罪实施前。非人格化是一个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贬低甚至彻底抹杀的过程。犯罪人使用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技巧，主要在于解决犯罪与其自身道德、良心之间的冲突，使犯罪人得以实施犯罪行为。无论是犯罪实施前、犯罪进行中还是犯罪实施完毕后对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都是一个与犯罪人自身道德、良心斗争的过程。在行为的任何一个阶段对道德、良心的妥协都可能导致犯罪无法顺利进行，使犯罪向良性方向转化，譬如放弃犯罪、犯罪中止、对被害人表现出怜悯、同情甚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替代措施、犯罪后自首，等等。以下一个案例可以反映出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中的作用：1975年12月2日，在荷兰，一辆火车被七个蒙面持枪的男子劫持。他们是“南摩鲁根斯自由青年运动”的一批成员。为了施加压力，劫持者打死了火车司机和两名人质，下一名将被处死的是北荷兰一位名叫格拉德·瓦德斯的人。此人在将被处死之前向恐怖份子谈起了他和妻子以及他和他的一个养子之间的一些纠纷，希望在他死之前表示出他对妻子、养子的和解精神，并要求劫持者在他被处死之后将他的口信带给妻子与养子。在恐怖分子看来，此时的瓦德斯身上已经不再让人看到是一个无耻的压迫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同样有缺点、弱点的平常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人，劫持者竟一时难以下手。突然间，他们居然抓住另外一个人，对他们来说还“不熟悉”，在他们面前还没有表示出一个人的个性的人质，作为瓦德斯的替身杀害了。[2]（P837）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P6）人性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千古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在讨论非人格化问题时有一个理论前提——基于对犯罪人也是道德人的假设，即认为犯罪人也是道德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侵害他人时，会受到自身固有的良心、道德的谴责与阻扰。出于研究重心的考虑，本文不打算介入人性的争论，而直接假设人性本善——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所有心智健全的人都是道德人，这是本文研究所需要明确的理论前提。
二、非人格化：犯罪控制
两年前，笔者大学毕业到西南某市劳教戒毒所基层中队从事对劳教戒毒人员的管教工作。在基层中队对劳教人员的管理与其说是靠制度或者法律，还不如说是靠干警的个人魅力与威信。与所有新从事管教工作的干警一样，笔者面临一个在劳教人员面前树立管教威信的挑战。上天没有赋予笔者令人见而发憷的魁伟体魄，十余年的书生生涯又造就了笔者与人为善的性格。即便是劳教人员违反所规队纪，笔者也狠不下心依法施以惩戒，更不用说通过体罚或者虐待以树立个人威信。负责教导笔者的一位老干警开始对笔者进行教诲：“你是政府，那些劳教不是人，他们是贼（西南某市警界对违法乱纪者的通称），是人渣。”经过多次灌输，这一思想竟然也开始逐渐为笔者所认同，对劳教人员施以处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法律的必要的“杀鸡骇猴”，也变得坦然甚至心安理得。笔者的威信很快就在劳教人员中树立起来。
国家在控制犯罪的过程中，对犯罪人也有一个类似于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这一点在对犯罪人施以处罚的具体过程中最为突出。在监狱、劳教所等处罚执行场所中，如果完全把犯罪人作为与干警平等的主体，一个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一个父亲、母亲、妻子、兄弟、姐妹的角色，那么对犯罪人的管理尤其是惩戒在具体执行中将会变得困难起来。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拟制的人，它也遵循其固有的“良心与道德”，而犯罪控制难免对犯罪人造成“伤害”，那么对这一点的理解似乎要容易些。拓展到侦、控、审等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也是如此。譬如，在犯罪侦察阶段，人们常常把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比作猎人与狐狸，侦察人员也常常是以猎人自居。在公诉阶段，检察官习惯于用“没有人性”、“发泄兽欲”之类的词语来说服法官与群众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判决书中类似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词句亦很常见。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的两大功能。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是指对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一般预防功能的实现过程，事实上把犯罪人当作了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是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贬低甚至抹杀的过程。
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技巧应用的程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犯罪现象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对犯罪的打击与控制也成为国家的主要责任之一。个人一旦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在某种程度上滑向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国家在犯罪控制中追诉的对象——犯罪人。考察人类犯罪控制史，国家对待犯罪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彻底否认到逐渐承认与尊重的发展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达到顶点，犯罪人一旦进入国家司法的领域，其人格基本上就是被否定的，基本上无所谓权利可言，人不在是人。刑讯制度、株连制度、残酷的刑罚制度等，几乎完全把犯罪人变成了国家在控制犯罪中的客体。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权利逐渐得到重视。各国在犯罪控制中普遍提倡重视和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也不再贬低或抹杀犯罪人的人格，刑讯、残酷的肉刑等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纷纷被废除。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程度逐渐降低的历史。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非人格化技巧的运用程度，不但反映了人类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国家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手段措施的发展与进步。在古代与近代社会，国家控制犯罪的手段非常单一，刑罚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以单一的刑罚手段对付变化无穷的犯罪现象，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只能在刑罚的严厉性上做文章。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彻底地非人格化，也就当然的不可避免了。
今天，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无论是在现行制度还是制度的落实上都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譬如，虽然我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规定“任何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仍是在我国广泛遵循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里也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沉默权依然只是一个追逐中的梦想。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违背人是主体性原则、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是对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的否定，是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再如前文所提到笔者在劳教戒毒所的经历，笔者虽然不敢断言这种做法的普遍性，但其存在至少也是较为常见的。还有现行刑事诉讼浓厚的纠问式色彩，等等。
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舆论的作用，是一股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它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社会舆论对实施某一类犯罪的犯罪人否定评价的高压态势足以使潜在犯罪人望而却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这样评价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当社会使盗贼或卖淫者声名狼藉时，这比惩罚他们还厉害”[4]（P242）社会舆论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正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来实现的。这种否定评价起到了一种对犯罪人的非正式制裁作用，它往往比正式制裁在犯罪控制中更为有效，在对犯罪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实际后果上也更为严厉。遭受刑罚制裁的罪犯，真正感受到的痛苦也往往不是刑罚本身的严厉性所带来的，而是社会公众因其刑罚生涯而给予的歧视与冷嘲热讽。
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也包含了一个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过程。主流社会舆论习惯于用没有人性、禽兽不如、发泄兽欲、色狼、冷血动物、精神变态等词汇描述犯罪人，公众投向犯罪人的目光，有如打量禽兽。特别是对待那些传统的针对人身的暴力犯罪人，如强奸犯、杀人犯。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以牺牲犯罪人的人格为代价的。它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虽然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但常常是非理性的，容易走向极端。社会舆论习惯于用要么是人要么是禽兽的两极思维，看待犯罪现象；而且犯罪人“一次禽兽，则终身禽兽”，这种惯性思维很难逆转。
三、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一）潜在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主要以强奸犯罪为视角
在关于如何预防被强奸的论述中，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潜在被害人如何成功防止被强奸的典型案例：一个曾经强奸过6名妇女的男子供认，他在进攻第7位妇女时被对方“吓住了”。当时，他在地铁车站盯上了这位妇女，在一个偏僻的小车站，他跟着她下了车，并且准备伺机实施强奸。他紧跟着她。突然，这名妇女转过身来对他提出请求，说是夜深人静，单身一个人赶路不安全，请他陪送她回家。于是，这个原想作案的歹徒将女方送到家门口，而没有采取行动。事后，他说，他原来是想对她实施强奸的，但由于这个女人的举止行为，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色列学者查佩尔和詹姆斯对50名性犯罪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向强奸犯提出了两个问题：（1）“她做了什么使你停止了犯罪？”（2）“什么使你不想强奸？”关于答案的分析证明，当强奸犯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时，就不会再去实施强奸行为。调查样本中有75%的性犯罪者回答说，当被害人设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当她说把他们看作一个人时，此时他们就不会去实施强奸。对第二个问题，70%的人回答说当他们以人的态度来对待被害人时，就不想强奸她。例如，如果她告诉他们她的难处，说如果这样她的生活就毁了，或者恳求他们同情心的理解，强奸就不会发生。因此，直接的结论是，当一名妇女发觉自己处于被强奸威胁的情境时，通过唤起强奸犯对于她的感情，或者，换言之，通过她的行为，使强奸犯不能完成将她非人格化的过程，那么她就有可能防止强奸的发生。这个结论符合这一基本假设，即在行为过程中，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是有意义的，那么，强奸犯就会对被害人产生某些形式的感情。这样，如果在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只是一种客体或象征，作为人的被害人对于强奸犯竟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强奸犯就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某种感情。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来说是个人（非人格化过程未能实现），将会发生如下两中情况：强奸没有发生，强奸犯（没有实施强奸行为）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 [1]（P234）
潜在被害人，在处于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情境时，应予重视的避免犯罪侵害的方法是，试图唤起犯罪人的道德、良心，至少应把犯罪人当成人来看待，而不是一条疯狗，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过程。这种主张表面看来似乎有点象是向狼摇尾企怜，也容易被视为荒唐而且对于防止遇害毫无裨益。我们的确应该提倡与犯罪人做坚决的斗争，但是，潜在被害人相对于犯罪人而言往往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当他们已经处于无可选择的地步——反抗无济于事时，任何一种阻却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的做法都不但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得到提倡。事实上在许多强奸案例中，被害人不策略地象对色狼一样的拼死反抗，换来的却是犯罪人变本加厉的侵害，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提倡潜在被害人做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是与对犯罪人的曲意逢迎、忍气吞声等消极做法有严格区别的。本质上，这是一种积极、智慧地防止犯罪侵害的做法。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如果当时那名妇女不是唤起了那名试图强奸她的男子的人性，而是把他当作色狼看待，那么其结果将是可想而知。
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不但可以预防潜在被害人遇害，有些已经发生的犯罪还可能会发生良性转化，被害人的被害不良影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甚至会达成谅解，产生真感情。譬如，强奸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真感情，互相爱恋以至结婚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种转变使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的性质发生了逆变，不少学者主张，不应再按犯罪处理，尤其是那些被强奸，而后来又与加害人结婚的，就更不应该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关于这一点国外某些国家也是这样看的，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44条规定：凡犯强奸、强制威胁等犯罪的，只要与被害人结婚的，其罪消灭。对于共犯亦同。如以判刑者，终止其执行以及一切刑事效力。但在强奸后，又以此为把柄与妇人性交的，则就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对犯罪人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使得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犯罪性质也消灭了。
（二）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不应该、不必要、不明智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L·亨金说过：“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5]（P1）人权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应有”的、以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权利，它首先体现为人格利益。[6]（P14）犯罪人也是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实施并不能对抗其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人格上的权益。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在控制犯罪现象时，其各项制度的设计与具体实施不应该存在丝毫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这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共识。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著《犯罪与刑罚》中所指出的“一旦法律容忍在某些情况下，人不在是人，而变成了物，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7]（P72）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犯罪做斗争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社会舆论等多种手段。通过贬损与抹杀犯罪人人格的方式遏止犯罪的方式已经变得毫无必要，国家完全可以在尊重犯罪人人格的前提下控制犯罪。今天，如果国家在犯罪控制中仍然采用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技巧”，是极不明智的。笔者在某劳教戒毒所工作期间，一位在笔者看来其实本质善良但却有过多次犯罪记录（包括抢劫、抢夺、盗窃、故意伤害等）的戒毒人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既然政府把我当人渣，那我就做人渣”。国家出于控制犯罪的善良目的所进行的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所产生的最大负面效应，在笔者看来，是人为的把大量原本不想与社会为敌的边缘群体推想犯罪的深渊，堵塞犯罪人自新的道路。由于公众对待犯罪人态度的极端性和不易逆转性，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也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至少在其遏制犯罪的制度设计上不应该有丝毫的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任何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都不应该有存在的理由，即便是以控制犯罪、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堂皇面貌出现。理性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被扭曲的落实。否则再好的设想，也会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当前，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还远没有在广大司法人员心中树立，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显得尤为迫切。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疾恶如仇的民族，习惯于用敌我的关系对待危害社会的人群，习惯于“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罪人做出反应。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在公众心中的培养和树立是一个迫切而长期的过程。在这一理念的培育过程中，有必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传媒的导向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8]（P2）。在对犯罪事件的报道、对犯罪人的描述时，我们的传媒应该学会理性。而那些试图通过对血腥犯罪案件添油加醋的描绘与报道、通过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极端性描写来迎合部分公众的低级趣味，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的传媒，则需要政府予以必要的干涉。
（三）对犯罪人的矫治
前文已经论述，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包括犯罪实施前、犯罪实施中以及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似乎不太明显，因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一阶段的非人格化，在犯罪人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它起着规避道德良心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谴责的作用。表现在对犯罪人的矫治阶段过程中，他们始终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思被害人因此而受到的痛苦，因而难以接受教育，认罪伏法，这是阻碍犯罪人转化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欲使教育奏效，使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而且不能无视自己的罪责就成了关键。但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研究与运用程度还很不够。犯罪人一旦进入矫治场所，其与被害人的联系基本上就被切断了，矫治场所也很少从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仍然在持续进行的非人格化进程入手，促使犯罪人的转化。即便是犯罪人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他与被害人之间的隔阂、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却依然也许要持续于彼此的一生。笔者期待社会帮教人员中被害人的身影，更希望是活跃的身影。在矫治犯罪人阶段，力图唤起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同情心、怜悯心，促使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尊重，使他们认识到被害人不是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也是母亲、妻子、女儿；不是罪该万死的恶魔，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时阻却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种矫治方法，应引起必要的重视。
在矫治场所，由于犯罪人进入了绝对弱者的情境，维护和树立矫治场所的监管权威又是如此的重要，在许多管教人员的观念中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是对犯罪人的监管和惩罚所必须的”偏见，因而非常容易忽视对犯罪人的人格的尊重。既要完成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国家责任，又要避免对进入矫治场所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挑战。
国家与公众对复归社会的“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往往仍在继续，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常常依然被当作禽兽看待，而很难再被接纳。这是比例并不低已经改过自新的“犯罪人”重蹈旧辙的重要原因。然而，阻却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对于彻底矫治犯罪人防止再犯又是如此的重要。国家和社会只有以宽敞的胸襟把失足的犯罪人当成一个健全的人而不是禽兽来接纳，犯罪人才有可能改过自新，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这要求的不只是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观念的革新。

[本文原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2年第3期]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参 考 文 献
[1] [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2] [德]施奈德.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3] [英]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 张晓玲.妇女与人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8] [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政〔2004〕62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 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4年9月2日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四年九月二日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新一届武汉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湖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创新、亲民、务实、廉洁”的责任政府。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依法行政，执政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严格依法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市人民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主任和各局局长组成。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人民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七条 市长召集并主持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

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 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

第九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市人民政府的政府规章、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制发规范性文件，履行行政职责。

市审计局在市长领导下，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和程序，独立进 行审计监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二条 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地方财政收支平衡。

第十三条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四条 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规章和政策，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十五条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在重大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智囊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咨询、参谋作用，自觉运用前期预测、效益评估、公开招标、比选择优等科学决策手段，确保决策理念的先进性、导向的正确性、内容的系统性、操作的可行性，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第十七条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重要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调节、重大建设项目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以及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由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需报请市委决定或依法需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的，按照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提请市人民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区的，应事先征求区人民政府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政会等形式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和建议。

市人民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加强督促检查。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二十条 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政府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适时提出制定、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在市人民政府的权限内依法制定、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

提请市人民政府讨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审议的政府规章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协调或组织起草，政府规章的解释工作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承办。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命令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我省、我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省、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报请市人民政府制定政府规章、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要报市人民政府备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并定期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三条 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要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



第六章 加强行政监督

第二十四条 加强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依法向其报告工作、接受咨询，备案政府规章；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其意见和建议。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通报重要工作情况，征询意见；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

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述职。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七条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制度和规格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负责人要认真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工作中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认真进行查处和整改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条 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外，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所掌握的政府信息应当通过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及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人公开，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



第七章 工作安排布局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市人民政府根据每年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有关报告，结合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阶段性工作目标和重点工作的实施要求。各部门要据此进一步细化任务，组织落实，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人民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适时作出通报。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市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属于各位副市长分管范围的，由分管副市长具体负责；涉及跨分管范围的重点工作，市人民政府原则上明确由一位副市长为主牵头负责，相关副市长配合。属于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各部门应当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办理，不得推诿；凡涉及多个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应明确由一个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工作，对市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各阶段的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及时进行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八章 会议制度

第三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实行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会议制度。

第三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由市人民政府全体成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决定贯彻上级领导机关有关文件精神和重要指示的主要措施；讨论决定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部署市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通报形势，讨论决定其他需要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讨论的事项。

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列席，会议邀请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参加。

第三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决定贯彻上级领导机关有关文件精神和重要指示的主要措施；讨论决定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研究需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和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措施；讨论通过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和公布的政府规章；通报和讨论市人民政府其他重要工作事项。

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1—2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法制办公室、咨询委员会、监察局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和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列席。会议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参加。

第三十七条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由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一些专门问题。

市长办公会议一般每周召开1次。市长办公会议安排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法制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和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列席。会议邀请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参加。

第三十八条 提请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市长确定；会议文件由市长审批。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纪要，由市长签发；市长办公会的纪要，由秘书长签发，必要时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必要时报市长审定。

第四十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统一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按有关规范办理；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不得召开要求其他部门和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市性会议；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属本系统范围的会议，不得要求以市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召开，一般不邀请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出席。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各类会议，要注意遵守规范，提高质量，确保效果。凡需提请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事项，或需在有关工作会议上公布的重要政策，事前应深入调研，充分协调。尚未协调一致未经批准的政策性、规定性内容，不得在会上公布。

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应以正式印发的会议纪要为准；如需各级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执行或需向社会公布的事项，还应以市人民政府文件形式按规定程序送审后印发。

第四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各类会议，要严肃会议纪律，确保会议取得实效。与会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通知要求参加会议，如有特殊情况不能与会，必须通过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向会议主持人请假。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要集中精力参加会议，关闭通讯工具，不得随意进出会场或中途退会。与会人员在会上发言要主题突出，简明扼要；对会上讨论的事项要注意保密，不得随意传达。



第九章 公文审批制度

第四十三条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报送市人民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省、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除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

第四十四条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向市人民政府的请示，应由区长、主任（局长）签发；请示应一事一报，并不得多头主报；请示内容涉及其他部门的，应事先与相关部门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面意见，并提出办理建议。

第四十五条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报送市人民政府的公文，以及以市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公文，统一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按规定程序办理，并按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其中，属于规范性公文或需要从法律角度审核的其他公文，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第四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政府规章、决定、命令，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署。

第四十七条 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经分管副市长审核，由市长签发。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后，一般由市长签发；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制发的平行文，由分管副市长签发，如涉及重大问题，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

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由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报分管副市长或市长、常务副市长签发。

市人民政府及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第四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部门或地区之间对有关问题未经协商一致的，不得各自向下行文。按规定明确由主管部门审批或需要主管部门先行审核的事项，应直接向主管部门行文，不要报请市人民政府转办。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第十章 作风纪律

第四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人民政府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讲座一般一季度安排一次，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第五十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领导同志要做密切联系群众的表率，坚持调查研究制度。要经常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要善于抓住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专题调研，以点带面，有效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领导同志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得扰民。

第五十一条 除市委、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以外，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区、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召开的会议，以及所安排的接见、照像、颁奖、剪彩、题词、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有关部门和单位邀请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经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统筹协调后，再将情况反馈给邀请单位。

第五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地区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情况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的，一般不公开发表。

第五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严格遵守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五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人民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人民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未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不得在个人讲话或文章中擅自对外发表。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注意保密，未经领导同志同意，不得对外泄露。

第五十五条 副市长、秘书长离汉出访、出差或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通报市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负责同志离汉出访、出差或休假，应事先向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报告，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同志报告。

第五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坚持职权法定原则，严格依法办事，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树立从严治政、清正廉洁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五十七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03年3月25日制发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