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至今，中国宪法政治建设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六十多年来的宪政之路，有很好的起点，但也走过很长的弯路；有曲折的过程，重要的是已经形成良好的走势。1949年的《共同纲领》开启了新中国立宪之先风，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早期标志，它们共同为中国宪法政治确立了价值和精神、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以及发展趋势。但起步不久的中国宪法政治之路并不平坦，在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被弃、宪政不存。替代“五四”宪法的1975年宪法（“七五”宪法）和1978年宪法（“七八”宪法）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建国初期确定的宪法政治发展轨道，甚至背弃了一些基本的宪政精神、原则和制度；1982年制宪及其前后组织法、选举法等宪法相关法的制定，启动了中国宪法政治新的征程。1982年宪法（“八二”宪法）以及随后20多年来宪法的修改和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为中国宪法政治复原和发展夯实了基础。尽管六十多年来的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道路坎坷，有很多教训，但也有经验和成就。最近三十多年的宪法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宪法规范体系、公民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地方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而正是这些宪法政治基本制度元素的优化和体系化，规定了中国宪法政治的未来走势。中国宪法政治正趋势而行，迈向可以期待的美好未来。

　　一、六十年来宪法政治的曲折之路

　　自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到现在，中国宪法政治建设走了六十多年的曲折道路。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开新中国立宪之先风，《共同纲领》是人民共和国奠基之作，是新中国的政治基石，“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 [1]。作为临时性宪法，1949年的《共同纲领》不仅是民主立宪建国的基本标志，而且是建国初期的一切法制的基础，[2]它确立了新中国宪法政治的良好起点。但斯大林不承认“我们现实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3]不承认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和地位，坚持认为“纲领与宪法有重大区别，……纲领主要是说明将来，而宪法则是说明现在”，[4]并建议中国尽快实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斯大林的建议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共和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五四”宪法，并实行了全国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四”宪法实现了内容体系的结构化，具备了宪法文本的外观形态，而“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立，充分体现了其内在的宪政精神。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五四”宪法，确立了宪法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规划了民主政治的总格局，为中国宪法政治发展构筑了更为坚实的台阶。但是，随着1956年底开始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五四”宪法逐步淡出国家政治生活，基本上处于形存实亡的状态。初步建立起来的民主法制遭到破坏，违宪、反宪现象时有发生，中国实际上进入了近二十年的“无宪”期；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制定的“七五”宪法和改革开放之前制定的“七八”宪法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局限性。“七五”宪法严重偏离了宪政原理，即使在形式意义上也很不完整。“七八”宪法“左”的政治色彩仍然很浓，而宪政精神明显不足。当然它也在不少方面消除了“七五”宪法上的严重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回溯“五四”宪法的趋向，预示着长达二十年“无宪”期的基本结束。

　　改革开放后制定的“八二”宪法标志着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转折，这部回归“五四”宪法的新宪法复原了宪法的完整框架，恢复了宪政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根据有些学者的分析，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相同和相似的部分分别有51条和47条，约占1954年宪法的45.6%和42%；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点，在宪法价值观、基本原则、体系内容和具体规范上体现了对1954年宪法的回归、承继和发展。[5]它与其前后出台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选举法、国务院组织法等宪法相关法一起，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宪法政治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八二”宪法与时俱进，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改，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同步，不仅文本更加完善，制度更为完备，原则也更为完满。1999年、2004年第三次和第四次修改“八二”宪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修正案，被视为中国宪法建设最好的进展和国家走向法治的近期重要标志，作为在人民主权原则之后的两项宪法基本原则，突出了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的宪政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宪法政治的健康走向。不仅如此，以宪法为统帅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政治制度且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由此形成，形成了中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制度保障。

　　二、不断完善的宪法规范体系

　　1949年9月27日，在通过《共同纲领》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是民主立宪建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同纲领》的配套立法，与《共同纲领》一起构成临时宪法的基本框架。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成为六十年立宪史上最早的宪法相关法。与“五四”宪法相适应，宪法相关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旺盛期，选举法、组织法等宪法相关法为完善国家和地方政权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随着“五四”宪法自1950年代末对政治生活作用的减弱和消失，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也几近沉寂，一直到197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重建。自改革开放以来，宪政建设进入了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三十年的建设成就首先表现在宪法规范体系的不断完善上。以“八二”宪法文本为基础，包括四次修改宪法形成的宪法修正案，完善和发展了宪法规范体系的主体部分，除宪法及其修正案外，宪法相关法是不可或缺的宪法渊源，健全和完善宪法相关法因此成为宪法规范体系建设的重要层面，宪法相关法制建设成为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尽管宪法相关法这一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被普遍认可，但国家立法规划、政府白皮书等官方文件已经采用这一术语，在构建法律体系、划分法律部门上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七个类别共49部法律将进入制定和修改程序，其中第一类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涉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等。宪法相关法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在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统帅，宪法相关法是主干之一。[6]关于宪法相关法的范围，目前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二○○八年二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的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分类目录”列举了39件宪法及宪法相关法，除“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外，还包括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1954年）、国籍法（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年）、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2001年修正）、集会游行示威法（1989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国旗法（1990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立法法（2000年）、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监督法（2006年）等。

　　如前所述，尽管学界和立法界对宪法相关法的概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宪法相关法制建设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国家和地方政权体系，包括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二是构建中央与地方的宪政关系，包括民族区域组织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等；三是构建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包括言论自由法、结社自由法、出版自由法、宗教自由法、游行示威法、戒严法等。宪法相关法是宪法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宪法规范体系必须重视宪法相关法制建设。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平等选举和普遍选举是选举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方向。选举法在最新修改中规定农村和城市人口按同样比例选举代表，消除了城乡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差别和歧视，解决了长期受到质疑的平等选举问题。[7]但仍需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为适度控制和相对自由的政治选举提供制度框架。职能定位和分权原则是国家政权组织制度建设基本逻辑。应当尽快启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工作，完善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职权体系。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在酝酿修改，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政法制度）特别是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建设，需要通过修改“两院”组织法定位“两院”角色；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结构多元化是地方制度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发展方向。需要尽快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在合理划分事权、财权、制度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政化。应当从宪政的角度规划海峡两岸关系，适时制定海峡两岸关系法；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根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修改游行示威法和戒严法，适时制定有关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法律，应当成为宪法相关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重视和发挥宪法相关法的制度构建功能，将宪法相关法律体系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对于完善公民政治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和地方制度体系，对于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具有重大现实和深远意义。

　　三、不断完善的公民权利体系

　　1949年的《共同纲领》在总纲第四、五、六条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以及男女婚姻自由权。有关人民的权利还体现在其他条款上，比如，《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的新闻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等等。尽管《共同纲领》没有使用公民权利术语，有关人民权利的规定也没有形成严谨的体系，但关于思想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以及新闻自由、普选权制度的规定至今仍然是宪政建设的努力方向。“五四”宪法实现了《共同纲领》宣示的人民权利的体系化，规定了比较完善的公民权利体系。但自1950年代后期，“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体系就失去了意义，政治运动使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本无法获得宪法保障。[8]文化大革命后期制定的仅有30个条文的“七五”宪法，打破常规地先规定义务再规定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只作了四条规定。“七八”宪法部分恢复了“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且调整了权利与义务的位次，但仍然保留了公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内容。“八二”宪法固化了权利与义务的次序，还在结构上将公民基本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进一步突出了公民权利的宪法地位，并且基本上恢复了“五四”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体系。1954年宪法用了19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讯自由，迁徒自由，劳动就业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科研和文化活动自由，妇女儿童权益的特别保护，申诉权，要求国家赔偿权，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等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公民权利体系；1982年宪法用了24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权，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科研和文化活动自由，妇女、儿童的特别保护，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等等，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体系。

　　随着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私有财产保护等条款入宪，公民权利体系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政府制定的2009-2010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描述了中国特色的公民权利体系，这个体系由公民与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特殊群体权利构成。这个体系的主要特色体现在它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宪法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宪政促进民生，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视为首要的人权。突出这一特色就需要在“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的意义上解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形成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关联；这个体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将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作为权利建设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方面，在这一特殊权利领域中继续贯彻社会公平正义原则；这个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公民政治权利纳入了由“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构筑的权利框架，通过发展宪法政治改善政治生活，以宪政促进和规范民主，公民政治权利的效应日益凸现。宪法政治与公民权利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推进宪法政治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宪法权利体系，认真对待思想自由、迁徙自由、罢工自由、环境权等，适时地将它们纳入公民宪法权利体系；需要完善各项权利的内涵与质量，像关注公民财产权、选举权那样促进每一项权利的发展；[9]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民政治权利体系，强调结社权与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于宪法政治建设所具有的同等重要的意义。

　　四、不断完善的国家政权体系

　　1949年的《共同纲领》与先期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国家政权体系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最高军事统辖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署，确立了政权各部分的位阶关系和相互关系准则，形成了过渡性的国家政权体系；“五四”宪法以人民主权为根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国家政权制度的基础，确立了“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架构和权力关系准则，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权体系。但是，自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十年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陷入瘫痪，整个国家政权体系发生紊乱。“文化大革命”后期制定的“七五”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和检察机关的设置，国家政权体系的完整性受到损害。改革开放后的“八二”宪法恢复和重建了国家政权体系，近三十年来随着宪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国家政权体系不断完善，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分权制度。作为宪法制度的延伸和具体化，立法法划分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限定了行政机关的立法权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制度，形成了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检察机关担负着检察执法和检察监督的职能，其检察权构成一类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的宪法地位。检察监督应当是多面向的，检察监督应当主要面向行政领域，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这是实现行政权、检察权、审判权关系合理化的主要方向，是检察权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近几年来有关保障宪法实施、建立违宪审查机构的呼声很高，对违宪审查权作出宪法安排是完善国家政权体系的重大课题。这些制度及其走向体现的分权原则和精神应当充分反映到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宪法相关法中，使其成为国家政权体系进一步完善的指南。

　　中国特色的分权原则应当成为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它不仅适用于国家政权体系，还应当适用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人民政协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在继续完善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政党制度宪法化，以宪法相关法的形式确立政党关系、政党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功能作用等。应当确立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及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准则，将政党执政建立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逐步塑造政党政治的宪政属性，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宪政化。[10]需要在宪法政治的层面上界定人民政协的职能与责任，建立人民政协在政治体制之中、国家政权体系之外与国家政权的高度关联。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协商民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据1949年《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曾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50年代末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政协的政治地位曾经风雨飘摇。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学界不断有人主张将人民政协纳入国家政权体系，实现人民政协“上院化”，将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法律化，使政协与人大共享立法权，确立新的分权制约机制。这明显是一种与中国政治传统、现行政治原则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并且多少有些忽略了现有的民主特色和优势的政治设想，是一种政治实践难度较大的理论预设。[11]应当将人民政协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纳入宪法政治范畴，通过宪法相关法确立人民政协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准则，进一步突出政治体制的这一特色，规范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协商、监督的职能体系及其实现方式，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和宪法政治中的角色效应与独特优势。

　　五、不断完善的地方制度体系

　　1949年《共同纲领》和随后的“五四”宪法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历经波折，随着近三十年国家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一类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民族政策一章中用四个条款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1954年宪法在序言、总纲和国家机构一章中更为系统地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出现严重波折，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受到严重破坏。1975年宪法对1954年宪法确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许多删改。1982年宪法继承了1954年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更加充实和完善。根据1982年宪法，于1984年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经2001年和2005年两次修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又是一类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上个世纪的后20年，在一国两制思想的实践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地方制度，即特别行政区制度，适用于香港和澳门。中国目前至少存在着两类特别地方制度，它们体现了单一制国家结构下中央与地方的多元关系，体现了不同情形下中央与特别地方不同程度的分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宪法领域，地方自治是这些特别地方制度的基本特征。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具有多元化特征，地方制度体系由一般地方制度和特别地方制度构成，一般地方制度就是指一般行政区域制度，特别地方制度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一般行政区域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共同主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的关系同中央与香港、澳门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差异表现在中央控制程度和地方自治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地方自治不仅是特别地方制度的基本原则，也应当成为一般地方制度的重要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央与各类地方的关系都要遵循主权统一和适度分权原则。

　　完善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体系，需要关注一般行政区域制度的创新和变革，有必要从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看待特别行政区制度甚至所有中央与地方关系，因为它们体现着国家主权原则并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地方自治制度。[12]不仅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多重关系，明确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制度权上的合理划分，适时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在宪法政治的意义上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还需要谨慎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扩展行政部门垂直体制的做法，慎重对待司法体制改革领域关于跨行政区域设置法院、在检察一体化过程中确立垂直领导体制等主张，以避免削弱地方政权的完整性。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权是一个由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构成的完整的权力体系，削减任何一种权力要素和职权部门都会不同程度地构成对地方政权完整性的损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行政权力上收和实行垂直体制，使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地位。前几年盛行的跨区域设置法院的主张和建立完全的检察垂直领导体制的观点，局限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视阈，同样忽视了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地位，这类以损害地方政权完整性为代价的司法改革方案并不可取。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体系，需要关注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不仅需要总结香港、澳门基本法的实践经验，正视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宪法政治的意义上调适中央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还需要关注台湾地区宪法改革与宪政转型，以及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宪政化。尽管海峡两岸关系错综复杂，“一个中国”原则下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灵活多样的关系模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一个中国”原则具有政治和法律双重意义。完善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体系，需要为国家统一设计完善的政体与全版宪法，这是中国宪法政治建设面向未来的重大课题。

　　结语、中国宪政的美好未来

　　回顾六十多年来中国宪法政治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展望中国宪法政治的未来，前景可以期待。1949年《共同纲领》已经成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份历史遗产既是制度的又是文化的，不仅在于《共同纲领》本身，还在于《共同纲领》的产生过程，以及以《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为基础的建国过程，这是一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早期宪政所实践的民主和共和思想。近十几年来，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相结合，已经形成了一股有特色和有气势的民主潮流。这股潮流蕴含着丰富的共和元素，与六十年前《共同纲领》制定过程的共和思想一脉相承。重新泛起的共和思想将对中国宪政建设模式和发展进程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从1949年至今，六十多年来的宪法政治呈现“√”轨迹。在六十多年的宪法建设过程中，尽管有近二十年的“无宪”甚至“反宪”时期，但经历滑坡、走过弯路之后，“八二”宪法基本上接续了“五四”宪法，中国宪政开始了爬坡之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断加强宪法典的完善和宪法相关法制建设，逐步推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转型，逐步完善贯彻中国特色分权原则的横向与纵向权力体制，由此形成的公民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地方制度体系等，为中国宪法政治的未来做了坚实的铺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政治价值观，成为宪法制度建设的基本纲领，成为中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引擎和指南；最近几年来，宪法的地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宪法至上”已经由正在普及的观念明确成为政治语言。[13]“宪法至上”的政治认同和“依宪执政”的政治选择将成为宪法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政治保障。有共同纲领留下的宪法政治文化遗产、“五四”宪法创建并由“八二”宪法承继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的指向，以及宪法至上与依宪执政的政治保障，中国宪法政治一定会走向人们期待的未来。

　　【注释】

　　[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

　　[2]《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

　　[4]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5]参见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6]2010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11年10月２７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政府


铜陵市人民政府文件
铜政〔2001〕22号

关于印发《铜陵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铜陵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业经6月2日市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1995年发布的《铜陵市人民政府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二○○一年七月六日




铜陵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和《安徽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皖政[2000]48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第三条 公文处理指公文的办理、管理、整理（立卷）、归档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第四条 公文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安全；严格执行保密规定，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第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模范遵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及《安徽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和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本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领导和检查。

第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室或文秘部门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本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并指导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应配备专（兼）职文秘人员负责公文处理工作。



第二章 公文种类和形式



第七条 公文种类及其适用范围，按《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九条执行。

第八条 公文形式由各级行政机关结合实际确定。市人民政府及办公室公文的主要形式：

（一）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文件”、代字为“铜政”的公文。主要适用于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部署全局性工作和重要工作，发布重要决定，批转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文件，向省政府报告、请示工作和呈报意见，以及其他必须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办理的重要事项。

（二）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代字为“铜政秘”的公文。主要适用于市人民政府对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或有关单位通知重要事项，批复请示事项，提请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议案，与省政府各部门和各兄弟地市商洽问题等。

（三）“铜陵市人民政府令”。主要适用于发布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四）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代字为“铜政人”的公文。主要适用于办理市人民政府任免干部事项。

（五）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代字为“铜政办”的公文。主要适用于传达市人民政府关于某一方面工作的决定，转发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的一些部门和单位的文件，通知有关重要事项，以及市政府办公室的重要工作行文等。

（六）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代字为“办”的公文。主要适用于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各类会议通知，经市政府同意并以办公室名义对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的某项工作作出通知，答复内容一般的具体事项以及办公室同业务主管部门之间联系工作等。

（七）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代字为“铜政办秘”的公文。主要适用于发布经市政府同意的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办理办公室内部事务等。

（八）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代字为“铜政办案”的公文。主要适用于市政府办公室对市人大代表建议，市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对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办理建议、提案的通知、通报等。

（九）发文机关标识为“铜陵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铜陵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的公文，主要用于记载、传达市政府常务会议和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专题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和决定事项。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九条 公文格式包括版式和公文体式，一般由眉首、正文、版记三部分组成。

第十条 公文眉首形式主要有：

（一）置于公文首页红色横线（宽度同版心，即156mm）以上的各要素称眉首。包括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签发人等内容。

1、密级公文应分别标明“绝密”、“机密”、“秘密”，标于发文机关标识右上角。并加“★”标识和保密期限，绝密、机密公文应当标明份号，份号标注在发文机关标识左上角。

2、紧急公文应在发文机关标识的右上角分别标明“特急”、“急件”。

如需同时标识密级与紧急程度，应将密级标识在紧急程度之上。

3、发文机关标识一般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的简称加“文件”二字组成。发文机关标识用大号字居中套红印在公文首页上端。几个机关联合行文，可用主办机关名称作为发文机关标识，也可用几个机关名称作发文机关标识，但应将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4、发文字号由机关代字、年份和序号组成，一般标注在发文机关标识之下，横线上方居中。几个机关联合行文，只标注主办机关发文字号。

机关代字应保持稳定，不宜经常变动。年份应标全称并加六角括号；年份和序号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5、上行文应注明签发人、会签人姓名。联合行文要同时注明联合发文机关的签发人姓名。签发人、会签人姓名标在发文机关标识之下、横线以上右侧位置，同时，发文字号移至左侧。

（二）眉首印有铜陵市人民政府或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称的公文，编号放在横线之右下角、标题之上，如系密件和急件，标注在发文机关标识右上角。

（三）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市政府会议纪要眉首，印有纪要名称，编号放在纪要名称之下中间，横线之上。

第十一条 正文是公文的主体部分，一般包括公文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等。

（一）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一般应标明发文机关；有发文机关标识的，也可不标明发文机关。公文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加标点符号。

（二）主送机关应标明具体，标列在标题之下，正文的开头。

市人民政府及办公室制发通用性公文，主送机关可用统一的特称，即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或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三）转发上级或批转下级公文，如原标题文字过长，可重新根据内容概括标题。

（四）公文如有附件，应在正文之后，成文日期之前注明附件顺序和名称。

（五）成文日期以领导人签发的日期为准；几个机关联合发文，以最后一个机关领导签发日期为准；电报以发出日期为准；会议讨论通过的“决定”，可以通过的日期为准，并应在标题之下，正文之前，用小于标题字号的另一种字体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加上圆括号。

（六）公文除会议纪要、电报外，一律加盖印章。

（七）公文如有附注，如“此件不得登报”、“此件发至乡镇”等，应标注在成文日期左下方，主题词之上，并加圆括号。如属请示件，应在该处注明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当正文排版后占满全页不能容下印章位置时，应采取调整行距、字距的措施加以解决，务使印章与正文同处一面，不得采取“此页无正文”的方法解决。

第十二条 版记。主要包括主题词、抄送栏、印发机关栏、印发日期、份数等项；函件只包括主题词、抄送栏项，不注明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

（一）主题词。标引顺序是先标类别词，再标类属词。一份公文的主题词，除类别词外，最多不超过5个词目。主题词顶格标注在公文末页、抄送栏的上方，“主题词”3字用3号黑体字，词目用3号小标宋体。主题词参照使用《安徽省人民政府公文主题词表》。

（二）抄送栏。设在公文末页下端、印制版记之上，上行文一般不要抄送同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市政府办公室制发通用性公文，抄送机关一般为“市委各部门（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法院、检察院、铜陵军分区，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工商联”。非通用性公文，视公文需要，只抄送有关的部门或单位。

（三）印制版记栏。印制版记列于抄送栏之下，左侧注明印发（翻印）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右侧注明印发（翻印）日期，右下角注明印发份数。

第十三条 公文用字一律从左至右横写、横排。公文用纸一般采用国际标准A4型（210mm×297mm）。公文缮印用字应规范化。市人民政府及办公室文件，标题用2号宋体，正文用3号仿宋体。“布告”、“通告”用纸大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十四条 公文中各组成部分的标识规则，除本细则已作规定外，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文关系，应根据各自的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第十六条 政府各部门依据部门职权可以相互行文和向下一级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行文；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

部门内设机构除办公室外不得对外正式行文。

第十七条 同级机关可以联合行文。同级政府、同级政府各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一级政府，政府与同级党委和军队机关，政府部门与相应的党组织和军队机关，政府部门与同级人民团体和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均可以联合行文。

第十八条 凡属政府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以部门名义直接行文，或几个部门联合行文；需要商请同级部门解决的问题，应以函的形式直接行文，须经政府审批的事项，经政府同意也可由部门发文或几个部门联合行文，文中注明“经政府同意”。

第十九条 各部门需商请同级其他业务主管部门职权范围内解决的具体问题（如追加经费、机构编制、建设立项、征用土地、出国出境等），应当直接向主管部门行文，主管部门认为需政府决定的，由其向政府请示。

凡县区、市政府各部门权限范围内能够解决或通过部门间协商能够解决的事项，一般不需请示市政府，凡本部门或几个部门联合发文能够解决的，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第二十条 各级行政机关一般不得越级请示和报告。对发生重大事故、突发事件、抗洪抢险等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行文时，应抄送越过的机关。无特殊情况的越级请示，收文机关予以退回。

第二十一条 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的事项外，不得以机关的名义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报送“请示”、“报告”等；如属上级机关负责人交办事项，应在正文开头部分予以说明。

第二十二条 部门之间对有关问题未经协商一致，或未经本级政府裁决，不得各自擅自向下行文。否则本级政府应当责令纠正或撤销。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交各部门承办的公文，一般由承办部门答复来文单位，并同时抄报市政府。

第二十四条 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属具体问题的请示、报告一式5份。需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研究，根据会议要求报送。

第二十五条 向下级机关或者本系统的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直接上级机关。

第二十六条 “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需要同时送其他机关的，应当用抄送形式，但不得抄送其下级机关。

“报告”不得夹带请示事项，对“报告”中夹带请示事项的公文，收文机关可按报告处理，不予答复。

第二十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应贯彻党政职责分工的原则，若公文内容涉及党的工作，军队机关工作，应与党的组织、军队机关联合行文。各部门、各单位向市委、市政府报送公文，应分别报市委或市政府，不要使用“市委、市政府”两个主送机关。主报市政府，需市委知悉的，主送机关可写“市政府并市委”或注明抄报市委；主报市委，需市政府知悉的，亦按此形式处理。若同时主送“市委、市政府”的，市政府只作“报告”处理。

第二十八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向上级机关行文，应当写明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必要时应当抄送其另一上级机关。

第二十九条 行文应当确有必要，注重效用。为减少重复行文，凡上级公文已有明确规定本级无需再作具体要求的，可将原文翻印下发，不另行文；凡能通过当面协商、电话联系等方式解决的简单问题，应当不行文。

市政府原则上不转发省政府部门的文件，不批转市政府部门的会议文件，包括工作报告、领导同志讲话和会议纪要等。



第五章 发文办理



第三十条 发文办理指以本机关名义制发公文的过程，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登记、缮印、用印、分发等程序。

第三十一条 草拟。草拟公文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执行。公文文稿由业务主管部门代拟，也可由机关的办公室撰拟。

拟制公文，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主办部门应当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行文；如有分歧，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出面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的，主办部门可以列明各方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报请上级机关协调或裁定。

第三十二条 审核。公文文稿送负责人签发前，应当由机关的办公室或文秘部门进行审核。

以市政府及办公室名义行文的文稿，须经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或正副秘书长审核后，再呈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签发。

代市政府草拟的公文文稿，需经部门或单位负责人核稿签字后送市政府办公室审核，无特殊情况，不直接送市政府领导签发。

第三十三条 签发。公文由本机关负责人签发。以本机关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主要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签发；以本机关名义制发的下行文或平行文，由主要负责人或者经授权的其他负责人签发。非特殊情况，机关负责人一般不接收和签发未经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审核的文稿。

以市政府名义发出的文件，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秘书长签发。属全市性的重大问题或重大决策的文稿，由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使用“令”文种的文稿，必须由市长签发。向市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应提交市长办公会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秘书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传达市政府的指示、决定和意见，需注明“经市政府同意”或“根据市政府领导同志意见”，并根据重要程度，分别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秘书长签发。其它视内容分别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签发。

以市政府名义行文的会议纪要，尽量少发，确需行文的，在与有关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由市长或分管市长、秘书长签发。

第三十四条 复核。经负责人签发后的文稿，正式印制前，文秘部门应当复核。

第三十五条 登记。经复核后的文稿，文秘部门应及时登记、编号、标引主题词，按照发送范围确定印制数量。

第三十六条 缮印。经办公室或文秘部门登记后的文稿，应送机关文印室或符合要求的印刷厂缮印。缮印要讲求时效、保质保量。

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出的文电，凡属主办部门承办的业务性文件的缮印，校对和印刷经费，由主办部门或单位负责，文稿交市政府办公室统一归档。

第三十七条 用印。用印前，要检查签发人与使用的印章权限是否相符；发文机关标识与印章名称是否一致。用印要求上不压正文、下骑年盖月。

第三十八条 分发。缮印好的公文，由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统一分发。密级公文按保密规定装封发，紧急公文随到随发。



第六章 收文办理



第三十九条 收文办理指收到公文的全部办理过程。主要程序有签收、登记、审核、拟办、批办、承办、催办等。

第四十条 签收。公文一律由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签收，按程序办理。机关负责人一般不受理未经文秘部门签收的公文。

第四十一条 登记。公文签收后，由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逐件拆封检查，分类登记。登记中要将办件、阅件和简报等分开，避免该办的文件漏办。

机关负责人外出开会带回的公文，应及时交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补办登记、办理或存档。

第四十二条 审核。收到下级机关上报需要办理的公文，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应当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是否应由本机关办理；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职权的事项是否已协商、会签；文种使用、公文格式是否规范。

第四十三条 拟办。对需要办理的公文，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应及时提出拟办意见。对属于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来文，应当按照职权范围，直接转有关部门处理。对违反《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安徽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和本实施细则的来文，经领导批准后退回呈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拟办意见力求准确、恰当。对紧急、重要公文应提出办理时限；对需几个部门承办的公文，需明确牵头主办单位。

第四十四条 批办。对需请负责人批办的公文，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要及时送分管负责人批办。批办过的公文，由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登记后，转有关业务科室或部门办理。

凡经市政府办公室呈送市政府领导批办的文件，阅后应作出明确批示。

凡报市政府的请示公文，只需分管市长批示或答复而不发文的，由分管副市长签批后，将签批件或复印件退报文机关。

充分发挥部门的职能作用，属于主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批给主管部门办理或请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涉及几个部门办的公文，批给主管部门合同有关部门办理；无主办部门的重要公文，由分管秘书长提出意见，送分管副市长审批。重大问题由分管副市长批请市长审定。市长或副市长认为需集体研究的问题，批交市长办公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第四十五条 承办。有关部门接到交办的公文，应当逐件登记，注明负责人批示内容、公文运转过程和处理结果，并抓紧办理。

市政府需要办理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根据市政府领导的批示，及时转有关部门办理，并同时以电话或抄告单形式答复来文单位。市政府领导未作明确批示的转办件，承办部门可按拟办意见办理并及时反馈。

政府各部门应实行办文限时制，提高办文效率。市政府机关一般公文在10日内答复，涉及人财物及其他需要协调解决问题的公文，应力争在2个工作周内答复。确有困难的，应当予以说明。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或不适应本部门办理的，应在2日内退回交办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六条 催办。要建立健全公文催办制度。由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呈负责人批示后交有关部门办理或者由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直接交办的公文，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应负责催办。紧急公文跟踪催办，重要公文及负责人批示的公文重点催办，其他公文每半个月普催一次。催办过程要及时记录，并根据催办记录，定期通报公文办理情况。



第七章 公文归档



第四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其他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在工作中形成、办理完毕并具有查考和保存价值的公文、材料、领导批示等，应及时整理（立卷）、归档。

第四十八条 行政机关公文办理结束后，应将2份公文正本连同领导人签批的底稿、公文形成过程中附件整理（立卷）；一般应于每年第一季度，将上年的公文案卷集中向机关档案室移交归档。

个人不得保存应归档的公文。

第四十九条 归档范围内的公文，应根据其相互联系、特征和保存价值等组卷，并保证公文材料齐全、完整正确反映公文的形成过程和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以便保管和利用。

第五十条 联合办理的公文，原件由主办机关整理（立卷）、归档，其他机关保存复制件或其他形式的公文副本。

第五十一条 归档范围内的公文应确定保管期限，并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主管部门移交。

第五十二条 草拟、修改和签批公文，不可使用铅笔或圆珠笔，所用墨水应符合存档要求。



第八章 公文管理



第五十三条 公文由办公室或文秘部门统一收发、审核、用印、归档和销毁。

第五十四条 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应当认真贯彻《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安徽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和本实施细则，建立健全本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有关制度。

第五十五条 上级机关下发的公文，除绝密级和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有关领导批准，可以翻印。翻印时，应注明翻印的机关、日期、份数和印发范围。

第五十六条 经发文机关批准，在报刊、政报上发布的公文具有正式公文的同等效力。公文复印件作为正式公文使用时，应当加盖复印机关证明章。

第五十七条 遇紧急、特殊事项，经领导批准，可以采用传真方式发送公文，传真件经收文机关复印后按正式公文办理和保存。利用传真机传递秘密公文，必须采取保密措施，确保安全。绝密级公文不得利用传真机传输。

第五十八条 公文被撤销，视作自始不产生效力；公文被废止，视作自废止之日不产生效力。

第五十九条 机关合并时，全部公文应当随之合并管理。机关撤销时，需要归档的公文整理（立卷）后按有关规定移交档案主管部门。

工作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时，应当将本人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清退。

第六十条 机关办公室或文秘部门应于每年的第一季度对本机关上年度形成和接收的不具备归档和存查价值的公文进行清理、集中，经鉴别并报单位负责人批准后到指定场所予以销毁。销毁秘密公文应由2人以上监销，保证不丢失、不漏销。其中销毁绝密公文（含密码电报），应当进行登记。

第六十一条 其他机关人员需要查阅本机关公文案卷，必须持有介绍信。查阅密级公文案卷 并摘抄部分内容的，需要经有关领导批准。成卷公文不得外借。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公文处理中涉及电子文件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统一规定发布之前，各级行政机关可以制定本机关或者本地区、本系统的试行规定。

第六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全市各行政机关，同时适应于市内各企业、事业单位。

第六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5年11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