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能力
——兼与刘满达教授商榷


孔昱　吕莲

[内容摘要] 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问题仍然应当适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关于未成年人订立传统合同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与网下订约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的论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与民法制度对于因年龄未达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提供特殊法律保护的宗旨相符合的。本文还认为当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约过程中实施欺诈行为时，对合同的效力应作特殊处理。
[关键词] 未成年人； 订约； 合同； 效力


至今为止，学界尚无一篇系统论述未成年人①网上订约的论文，有些文章虽然涉及到了该问题，但也只是在论述电子合同主体的时候稍有触及。刘满达教授最近撰写的《电子交易法研究》一书应该说是国内较早系统论述未成年人订约问题的，并提出了一些可供学界参考的建设性意见。但是，对于其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该书中，刘满达教授指出，应当顾及网络交易的特性，动辄以合同法为据否定网上商家与未成年人所订合同的效力，必定会挫伤商家网上交易的信心。②因此，他认为，应当承认未成年人与网上商家所订合同之效力。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一、未成年人的身份识别
未成年人网上订约与网下订约究竟有何区别呢？笔者认为，目前学界普遍夸大了未成年人网上订约的特殊性，过分强调了网络环境对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影响。
的确，网上交易的非直面性增加了合同当事人判断对方是否成年的难度，电子商务主体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也使得网上订约有别于现实环境下的订约。但是这种变化其实仅仅是观念和做法上的改变，因为网络环境的特征改变了现实环境条件下当事人借以识别彼此身份的观念和做法，动摇了现实环境条件下所建立起来的身份识别和交易信用机制。③
笔者认为，网上订约和网下订约的区别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当事人身份识别方式的变更而已，适用于网下订约中凭外貌、谈吐判断对方是否成年的身份识别方式已经无法适用于网上订约。但是，身份识别方式的变更并不等于说身份识别在网上订约中无法实现，事实上，在网上订约过程中，仍然可以凭借一些技术手段或者制度设计来进行身份识别，如运用摄像头、语音聊天、CA认证等措施。尽管从目前的技术程度来看，并非所有的网上订约过程都能有效实现身份识别，但是从电子商务法的开放性原则以及当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网上订约中的身份识别势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网上订约与网下订约的区别是身份识别方式的变化问题，而并不等于未成年人的身份识别在网上订约中无法实现。

二、未成年人网上所订合同之效力
有关“应当承认未成年人与网上商家所订合同之效力”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网络环境中难以识别订约对方当事人是否成年的基础上得出的。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断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在网下订约过程中也存在一方当事人不能准确判断对方是否成年的问题。比如有些未成年人不管从外表还是谈吐看来都给他人其已成年的假象，此时，如果对方当事人误以为其已成年而与其订立了合同，则该合同的效力仍应遵循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规范有关未成年人订约问题的相关规定，并不能因该未成年人貌似成年而有所特殊。可见，身份的不能判断或者判断错误并不能导致该合同效力的特殊性。
网上交易的特殊性只是增加了身份难以识别的可能性，或者说身份识别的难度在网络环境下有所增加。其实，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环境下的身份识别问题肯定能够得到应有的解决。如果只是着眼于目前的技术状况，就认为传统合同关于未成年人缔约能力的规定不能适用于网上订约未免太过草率。笔者认为关于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问题仍然应当适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是一类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各国法律都对其订约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规则的设计目的在于保护那些因年龄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因合同而给自己带来损害。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规范对于未成年人订立传统合同的相关规定，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目的。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纯获利益的合同以及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是绝对有效的，其订立的其他合同则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即只有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才能使合同生效。可见，合同法将未成年人所订之合同区分为纯获利益的合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其他合同这三种类型。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网上所订之合同也可以作同样的分类。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立的纯获利益的合同以及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也应当是绝对有效的，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来看，这种做法都是正确无误的。例如某12岁女孩作为受赠人在网上与他人订立的赠与合同；某10岁男孩作为买受人在网上与他人订立的购买文具的买卖合同；而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立的其他合同原则上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有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该合同始得生效。

三、未成年人存在欺诈情形下所订电子合同的效力
关于未成年人订约能力的规定除了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利益之外，还应当对交易安全以及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给予应有的保护，否则就不利于促进社会交易的发展。就像美国著名法官肯特所说，未成年人的特权只能作为盾牌使用，不能作为宝剑使用。④因此，应当努力平衡未成年人和对方当事人两者之间的基本利益，即一方面给予未成年人以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期待权益和恢复原状的权益要给予适当的保护。⑤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应当做例外考虑，不能以牺牲交易安全及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来过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未成年人存在欺诈的情形下的订立合同就是一个典型。此时，应从交易安全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出发来确定合同的效力。但是，是否应该完全排除对未成年人的能力因素的考察？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约中欺诈情形的盛行也是学者们主张网络环境下应不考虑行为能力因素的原因之一。其实，未成年人的网下订约也存在类此情形，只是欺诈行为的实施在网络环境下要容易、隐蔽得多而已，甚至有些未成年人对实施欺诈行为也乐此不疲。尽管这样，也不能就此判断网络环境下不应考虑行为能力因素。欺诈情形只能作为确定合同效力的例外予以处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未成年人的网上订约原则上仍然应当适用传统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
若未成年人在网上订约时实施了欺诈行为，并以欺诈引导网上商家与其订立了合同，则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因为，此时，网上商家在订约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善意且谨慎的义务，如果不能赋予该合同以应有的法律效力，不仅无法保障善意商家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有损于交易安全，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维护。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未成年人指因年龄未达到完全行为能力的情形，即18周岁以下的自然人（不包括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
②刘满达著：《电子交易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刘德良著：《网络时代的民法学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9页。
④詹姆斯·肯特著：《美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1836年英文第3版，第240页。
⑤竹文君：《试析英美法中未成年人的缔约能力》，《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国企改制职代会的作用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张喜亮


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职工代表大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几部委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规定：“企业的改制分流方案须经过改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其中涉及职工安置和用于安置职工的资产处置等有关事项，要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未经审议通过，不得实施企业改制分流工作。”其中“未经审议通过，不得实施企业改制分流工作”之规定，就说明，国有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工作的决定权在职工的手中即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着决定权。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在国有企业改制分流工作中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对企业改制分流方案的审议；审议通过安置职工和安置职工的资产处置等有关事项。
首先是审议企业改制的方案。所谓审议就是对企业的改制方案予以广泛的讨论。企业改制方案必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讨论，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行使对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形式来行使。所谓必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其含义就是，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的改制方案是无效的，因而不能实施；尽管对企业的改制方案职工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审议权和决定权还是有区别的，但是，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这是企业改制方案有效的“程序性”规定，在法律上，程序法优于实体法；也就是说，违反了程序的决定无论其内容多么的好，也是无意义的即不受法律的保护。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行使对企业管理的权力机构，是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组织形式，但是，应当谨防职工代表大会被企业管理层利用的行径。据调查，有些企业往往把职工代表大会当作“御用工具”即通过行政或组织等权力行为直接左右职代会，使职代会按照企业方面的意图进行表决。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鬼把戏，即假借职工代表大会来阻遏职工的不同意见。因此，职工代表必须依法履行其法定的职责，企业必须为职工代表履行工作职责提供保障。首先，作为职工代表在职代会上表达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的应当是选举其多代表的那些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才是职工代表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两者不尽相同的时候，必须要做也区分，——绝对不能用职工代表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取代选举其当职工代表的那些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为了保障职工代表能够真正准确地反映选举其担当职工代表的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企业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将会议审议的议题如改制方案事先发放到职工代表手中，给予职工代表充分的学习了解改制方案的时间以及职工代表在选举其担当职工代表的职工广泛讨论征集意见和建议的时间。这期间，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机构和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的工会委员会，如果有可能，应当通过各种形式把企业改制方案的精神实质及要害点向职工代表和职工进行阐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改正方案“充分听取职工的意见”。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改制方案的内容应当是全方位的从改制的形式如合资、合作、还是出售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的背景资料，到改制后的企业的基本制度的建立如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经理人选、职工持股及其持股的比例和管理、职工民主管理权利的保障等等。
如果说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改制方案的审议还是程序性的规定，那么，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改制对职工分流的安置及安置职工的资产的处置等有关事项则是具有实质性的决定权。所有这些都必须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所谓审议通过就是在征集职工和职工代表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表决；只有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方案才是有效的，方可付诸实施。反之，表决未能通过则必须重新研究，不能进行改制。关于对职工的安置及与安置职工的资产处置等有关事项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既是程序性的规定也是实质性的规定；所以说，这也是企业改制的充分必要条件，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改制的决定权这是基于此。因此，职工代表在审议和表决这些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的时候必须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而慎重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