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行政法

2000年9月13日 09:12 应松年 马怀德

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必须用行政法手段重新塑造政府职能，对政府与市场主体关系加以重新定位。把宏观调控职能纳入法制轨道。在新形势下对依法行政原则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依法办事，而应理解为凡法律未授权的，行政机关均不得为之，包括具体和抽象行为。这种理解有助于防止个别既得利益部门阻碍破坏改革现象的发生。当前改善加强行政执法的关键是职消行政机关享有的过大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如将15日以上人身罚改为行政刑罚，由司法机关行使，以保障其力度和公正性。此外，也必须承认市场经济与腐败有着某种联系，关键是加强制度建设，实行政务公开，建立起权力集中，垂直领导，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新的监督制约体制。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制。新体制不仅需要规范市场主体及相互关系、维护市场秩序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而且需要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个人关系以及规范政府自身的行政法律。在目前行政权过大又缺乏必要规范的情况下，强调行政法的作用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可能因行政机关的扭曲和抵制而变形甚至流产，法律赋予企业、个人的各种权利也可能因行政机关的不适当干预而化为泡影。因此，如何规范政府权力，保证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当前建立完备法制，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建成的重要任务。本文旨在提出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基本作用及自身理论的更新问题。

一、行政法是重塑政府职能的最有效手段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由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以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管理。例如，负责制定经济发展计划，运用银行、财政、信贷、税务等手段引导市场主体，调整经济结构，提供社会保障，协调社会文化事业，监督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管理对社会公益及人民安全健康可能发生影响的特种行业等等。也就是要求政府职能从传统的计划、审批许可、指挥、组织产供销、命令向规划、制定政策、运用经济杠杆、指导、协调、服务转变。

（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依靠行政法

实现政府职能的革命性变革，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制。具体地说，用法律形式重塑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一方面废除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职能，另一方面确定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职能。实践证明，政府职能不转变，自由、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就无法形成，而职能 转变涉及既得利益部门和机构的权力，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通过行政法的手段，逐步规范政府权力，调整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塑造政府的新职能。

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 不外乎两大类，一是调整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市场之间的法律，即民商法律，此类法律目前已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另一类是调整政府与市场及市场主体之间关系，以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自身组成、结构、职责、活动方式等的法律，即行政法，制定此类法律的必要性似乎尚未引起人们重视。实际上，以上两类法律，缺少任何一类，都不可能建立起成熟、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市场，几乎无一不与政府的良好的服务、指导、调控和管理有关。市场主体的产生与成长，市场主体间平等、有偿关系的健康发展，市场运行的良好秩序和环境等，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行政法。由于新体制的需要，传统体制下管理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部门必须撤销和精简，这就需要通过制定行政机关组织法、编制法等行政法手段实现。实行宏观调控，同样也离不开行政法。虽然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干预经济的有效形式，但以行政命令或政策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依靠领导人的英明，将产生"随领导人改变而改变"的运动式弊病，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二是过度主观随意性，将导致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即使再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可能被歪曲执行而面目全非。因此，政府从微观直接管理转向宏观调控，也必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在法律范围内，辅之以政策性调整，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

（三）重塑政府职能的新方式----行政合同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法，一般强调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单方面性，即行政法律关系常常因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而形成、改变或消灭。这是行政法律关系最基本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优点所在，否则政令将无法推行，管理将无法维系。但单方意思表示也有缺点，因为单方意思表示常常并不征求或尊重对方的意见，易于引向主观武断，助长强迫命令，当然也就难以调动对方的积极性。因此，在资本主义进入高度经济发达阶段后，在单方意思表示基础上的双方意思表示，即行政契约应运而生。它主要运用于经济领域，其主要特征是行政加合同。与单方行政行为不同，它是合同，以双方意思合一为前提，在多数情况下，相对一方常常得到某些优惠。在合同履行中因行政一方责任造成的损失应得到补偿；但它又保留着行政的某些特权，诸如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有权指挥合同履行、改变或撤销合同以及判断对方有错而给予制裁等等。目前，行政合同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相当盛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合同也迅速发展起来，涉及人事、经济等诸多领域，甚至计划生育方面也创造性地运用了行政合同形式。其中尤其以政府机关为发包方的各种承包合同一度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形式。由于没有行政合同法，缺乏必要的规范，因而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可以肯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合同仍将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对于它的性质、特点、方式、程序等等的研究将是摆在行政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行政合同法的草拟也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二、重新认识依法行政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 是行政法的精神所在，也是构建行政法体系的一块基石。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明确提出"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而法律要由人民或其代表机关制定。"①在这以后的百余年时间里，依法行政原则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承认的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

（一）全面理解依法行政原则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依法行政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依法行政原则，一般都从行政机关行为的角度进行解释，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而很少从行政机关职权来源，即职权法定方面立论，毫无疑问，依法行政原则本身就蕴含了职权法定这一基本内涵。因此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过程中，必须突出强调依法行政原则中职权法定，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凡法律未经授权的，政府均不得为之这一内涵，

当然，这一原则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决定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换言之，行政机关的职权是人民授予的，法律规定政府享有多大职权，政府才能行使多大职权，凡是人民没有授予、法律没有规定的，政府就无权行使，否则就是超越职权或滥用权力，就是违法。

对依法行政原则的片面理解，导致的实践结果是严重的，特别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些政府管理部门，尤其是那些握有旧体制下相当权力的机关，非但没有成为推动促进改革的动力，反倒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在这些部门和机构看来，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政府均可以为之，于是在实践中就采用各种手段，设法保留本部门的权力和利益； 有的搞"翻牌公司"谋取利益；有的则直接凭借垄断地位，把权力商品化，在各项业务中收取费用，从中谋利；还有将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自主或擅自审批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标准；还有乱设卡，乱办开发区、乱摊派以至滥用权力乱处罚等等，不一而足。

从以上种种教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政府不仅要依法办事，更必须在法律授予的职权范围内活动。政府的公权力是由人民通过立法授予的，因而是有限的，受法律制约的，其根本的界线在于法律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均不得为之。这是对依法行政原则更为全面的理解。

（二）强制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逐步退出经济活动的前台，交出本应属于企业、个人的权利，割断婆媳关系，重塑政府职能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对政府中的某些部门和领导者来说是十分痛苦和不情愿的。政府不守法，不自律，即使授予企业再多的权

力也无济于事。因为企业权力是有限的，政府权力是无限的，传统上的企业法等法律规定的一些内容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法律不是指明政府对企业享有哪些权利，其余一切权利都归企业，而是划定企业有哪些权利，此外一切归政府。这种权力倒置现象最终使企业继续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卡死。因此，不注意政府权力的有限性而任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那么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破坏市场关系，损害竞争，漠视市场主体权利的恶果。即使设计出再好的改革方案，也可能因为触及既得利益部门的权力而被歪曲，成为少数人"权钱交易"、"金钱游戏"的通道。正象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此次改革直接涉及一些行政主管机关和关键部门。这些人能否坚决告别旧传统，主动推进经济体制和本单位职能的重塑，对于此次改革至关重要。"②

市场经济是由法律创制并按照法律规则运作的有序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以政府为保障的高度自律性经济。市场关系在很大程序上可以自我调整，排斥政府过多的直接干预。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干预或介入市场，不是作为市场主体出现，更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调节市场关系，而是要充分依靠、发挥法律作用，特别是行政法的作用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及个人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由原来的单纯命令服从关系转变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使规范化的法律调整取代不规范的政策调整。我们主张政府权力有限性及职权法定主义，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完善无缺，无需政府规制。相反，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类问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进行法律管理。因为市场经济是靠市场规律调整的，由于利益驱动，不免出现盲目性，破坏经济发展平衡。特别在市场秩序不健全的情况下，必须出现偷税、漏税，走私欺诈、哄抬物价、虚假广告、制造伪劣假冒产品等现象。对此，政府必须担负起必要的管理职责。必须指出，无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还是维护市场秩序，都必须纳入法制轨道。离开法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也许一时一地产生局部效力，而不可能发挥持久、稳定而全面的作用，甚至可能成为主观随意性的产物；同样，离开了法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会化作时起时伏，时好时坏的经济运动，不可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经济秩序。

　　　　　　　　　英美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
　　　　　　　　　　　　　——以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与独立的请求权及其关系为视角

　　一、问题之提出

　　侵权行为发生后，除了直接给被侵权人带来损害外，往往还会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害。此处“第三人”是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某一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而言。例如，在“林玉暖案”中，张某殴打曾某，致其头部受伤倒地，血流满面。张某的行为无疑对曾某构成侵权—侵犯身体健康权，因此，在张某和曾某之间形成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相对于张某和曾某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而言，曾某的母亲林某为第三人，而曾某为直接受害人。林某因目睹其子被殴打致血流满面而精神受刺激，以致昏厥。由此，张某对曾某的侵权行为给第三人林某带来了损害，既有财产上的，如支出医疗费；也有精神上的，如精神痛苦。[1]

　　第三人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不外乎两个途径：或者以直接受害人被侵权为理由，请求侵权人对自己赔偿；或者仅以自己被侵权为理由而要求损害赔偿。在第一种情况下，除了损害之外，其他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免责事由）皆以直接受害人和侵权人间的关系为判定依据。例如，若直接受害人与有过失，则在一般侵权责任中，可导致侵权人对第三人的责任减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第三人实际上主张自己也是直接受害人，但是与原先的直接受害人相比，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中第一直接受害人和第二直接受害人的关系，而是在另一个法律关系中的直接受害人。若不惮被用词扰乱理智，上述两种途径不妨称之为：自身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作为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2]其请求权是派生的（derivative or dependent），以及第三人作为直接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其请求权是独立的（non-derivative or independent）。

　　侵权法中，第三人若主张对自身损害的赔偿，原则上应主张侵权人对其自身构成侵权，此点应为显明之理。在特殊情形下，法律明定第三人可就针对他人的侵权行为主张对自身的损害赔偿。例如，《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第1款规定：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条第2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关于第1款中的“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一，死者近亲属主张的是对自身精神损害的赔偿，而非死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让与或者继承；其二，被侵权人是指死者，而非死者近亲属。[3]在我国，若被侵权人因侵权而死亡，死者近亲属虽非直接受害人，作为第三人可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为死者支出的医疗费或丧葬费等合理费用亦可要求侵权人赔偿（《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若侵权行为只导致被侵权人受伤，而非死亡，则伤者的近亲属作为第三人并无精神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其为伤者所支出的医疗费或者为照顾伤者所支出的误工费，从《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18条的规定来看，也不能作为第三人向侵权人主张赔偿。[4]为防止侵权人不当获益，此时，第三人为受伤的被侵权人所支付的医疗费应计算在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害范围，由被侵权人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5]至于被侵权人和支出了医疗费的人（不限于近亲属）之间就所支出的医疗费应如何处理，应按照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确定。[6]

　　第三人以他人被侵权为由主张对自身损害的赔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应准许。如“林玉暖案”中，依据我国的现行《侵权责任法》，林某作为被殴打致伤的曾某的母亲不得以曾某被侵权为由要求侵权人张某承担对自己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法律并未排除林某以自己被侵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可能。在该案中，法院即以林某的健康权受侵害为由，支持了林某的赔偿（为治疗自身而非曾某而支出的）医疗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案例编选者将法院的判决定位在对有关死者近亲属作为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之法律规定的扩张解释，实际上完全混淆了前文所述的第三人（该案中的林某）作为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和作为直接受害人（林某的健康权受侵害）时的独立的请求权。

　　当第三人因他人被侵权而遭受损害时，若主张自身亦被侵权而提出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抽象地回答此问题应十分简单，即针对该第三人，行为人的行为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可。但是，第三人所主张之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应受法律关于该第三人派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影响？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如前所述，依据我国司法解释，死者近亲属对导致死亡的侵权人，享有派生的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在法律已经规定上述派生的请求权的前提下，设若死者近亲属另以其对死者的身份权受侵害为由，主张导致死者死亡的行为人对自己构成独立的侵权，其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或《侵权责任法》第6条），并进而要求损害赔偿，是否有理？或者，假设死者近亲属如“林玉暖案”一样，因目睹致死现场而精神受刺激，从而主张导致死者死亡的行为人对自己构成独立的侵权，应赔偿自身所受损害，是否有理？假如答案为“有理”，那么，责任的成立和范围是否受法律有关死者近亲属派生的请求权之规定的影响？若有影响，是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深值研究，且不乏比较法上的参考资料。笔者希望在介绍英美法有关第三人精神受刺激（Nervous Shock）应如何处理的法律和学说的基础上，发掘出其间可资借鉴的意义，并结合我国的现行规定，为我国侵权法中第三人（尤其是近亲属）损害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作条理化的解答。但是，笔者认为，若要真正了解英美侵权法就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如何处理，必须将其放在前文所述的第三人损害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若要使就英美侵权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研究对我国法律的解释适用有助益，这种考察尤为必需。[7]以下，本文首先考察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受有损害时的派生的请求权，其次考察英美侵权法中有关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判例与学说，并从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和独立的请求权之间所具关系的视角出发，探明其中可资借鉴的意义。最后，就我国的第三人精神受刺激及相关案件类型应如何处理，提出笔者的见解。

　　二、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

　　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可分为直接受害人被侵权致死和仅致伤两种情况。首先讨论前者。

　　普通法针对人的死亡和侵权请求权的关系有两条限制：一是一个人的侵权请求权随其死亡而终结，且不得由生者继承；二是一个人被侵权致死，生者不得以其死亡对自己构成损害为由而要求侵权人赔偿。前一个限制涉及的是死者的侵权请求权的让与或继承问题，不涉及第三人损害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8]后一个限制针对的是生者作为第三人以死者被侵权为由提起的赔偿自身间接损害的请求，涉及的是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因此，第三人若以导致死亡的侵权人同时也对自己构成侵权—例如，使自己精神受刺激—为由提起赔偿请求，虽然也有限制（下文将阐述），但不在此限制之列。

　　依据普通法中的上述限制，“如果一个孩子，其父母被侵权人过失杀害，并因此而失去了唯一的抚养渠道和父母可能提供的照顾与安慰，将不拥有任何诉因，从而，从侵权人的观点看，杀死一个人比抓伤他代价更小。”[9]受限于普通法的先例约束，解决这种不公平的任务由立法来完成，即分别为解除前述普通法的两条限制而形成的英美侵权法中有关死者的两大类立法：死后存续法（Survival Statutes）和错误死亡法（Wrongful Death Statutes）。和本文相关的主要是后一类立法—在英国以及移植英国法的国家，名称通常为致命事故法（Fatal Accidents Act），此类立法赋予死者近亲属等第三人得以死者被侵权致死为由而请求赔偿自身所受的间接损害。英美法系中的立法和各国的政策选择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不同国家关于侵权致死案件中第三人可要求赔偿的损害范围不尽相同。下文主要选择英国的《致命事故法》作为阐述对象。

　　1846年，英国议会出台了《致命事故法》，又称坎贝尔勋爵法（Lord Campbell's Act），并历经1864、1959和1976年的修订过程。依据1976年的《致命事故法》第1（A）条，如果不法行为（wrongful act）导致他人死亡，尽管受害人死亡，不法行为人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英国法官丹宁勋爵对此种赔偿责任的性质有如下描述：假设（实际已经死亡的）受害人还活着，他有请求赔偿的权利，那么，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他的遗孀和孩子就有此权利。“就责任（liability）—而不是赔偿（damages）—来说，她们取代了他的位置”。[10]所谓责任上的代位，应指侵权责任的构成以死亡的受害人为基准，因此，若有受害人同意等免责事由或侵权行为和死亡之间欠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死者的近亲属即使有损害也得不到赔偿，且受害人的与有过失也会相应地导致赔偿额缩减。[11]所谓赔偿上并非代位，应指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应以死者近亲属而不是死者为基准，因此，虽然经济损失是以死者的预期净收人减去其预期应有的消费额计算—这是死者若活着给近亲属带来的收入，但是原告（死者近亲属）必须是“确实在经济上依赖于死者（提供收入）”（in fact financially dependant on the deceased）的情况下，才可获得上述经济损失的赔偿。[12]

　　1982年英国《司法行政法》第3条（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82, section 3）为1976年《致命事故法》增加了一项内容（the Fatal Accidents Act 1976, section 1（A）），即死者近亲属等享有要求3500英镑—2002年被改为10000英镑—的“丧亲（之痛）赔偿”（damages for bereavement）的请求权。英国议会下属司法委员会在其对司法部2009年的民事法律改革草案进行立法前审查的报告中认为：应当明确，丧亲之痛的赔偿，其真正的功能不在于对侵权人的惩罚或者对生命本身的价值的认可，而是对失去亲人的悲伤（grief）和亲人陪伴所产生的精神利益的丧失（loss of the non-pecuniary benefits）之认可。[13]丧亲之痛赔偿请求权的确立，通过立法，改变了普通法对第三人丧失亲人所产生的悲伤和痛苦等精神损害不予赔偿的传统。

　　若侵权行为并未导致受害人死亡，只是使其受伤，受伤者本人自有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文关注的是诸如伤者近亲属等第三人是否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其依据又何在。依据历史上的英国普通法，丈夫对致其妻子受伤的侵权人有请求赔偿其配偶利益丧失（loss of consortium）的权利。该配偶利益丧失是个总称，其中既包括财产性质的利益丧失，如配偶提供劳务利益之丧失（loss of services）以及为配偶治病支出的医药费等，也包括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丧失，如配偶提供陪伴利益之丧失（loss of society），该项配偶提供陪伴之利益涵盖了妻子提供给丈夫的情感的关怀和性的满足等利益。另外，父亲对致其孩子受伤的侵权人亦有请求赔偿因孩子不能提供劳务之（财产性）损失（loss of services）的权利，但不包括孩子不能提供陪伴之（非财产性）损失。[14]普通法的上述历史中，妻子和孩子成为男人的某种财产。[15]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都没有一直延续这样的历史，但改变的途径有所不同。英国通过立法彻底废除了普通法中的上述制度，[16]美国一些州的改变和英国一样，即丈夫和妻子都不再能对第三人主张配偶利益丧失的请求权，另外一些州则保留了上述普通法，但将上述丈夫的请求权扩张至妻子也同样享有。至于孩子的请求权，许多州则仍持保守态度，不承认孩子因父母受伤而有请求赔偿的权利。[17]

　　以配偶一方被侵权受伤时另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例，在美国一些州保留配偶利益丧失请求权（action for loss of consortium）的情况下，为防止侵权人双重赔偿，往往需要伤者就身体受侵害提起的诉讼和伤者配偶就配偶利益丧失提起的诉讼进行合并。如前所述，配偶利益丧失中包含了为受伤配偶支出的医药费，但如果在受伤配偶就身体受侵害提起的诉讼中确定可就该笔医药费得到赔偿，则在另一方就配偶利益丧失提起的诉讼中就决不能包含此项费用的赔偿。[18]在英国取捎配偶利益丧失请求权的情况下，原本可由未受伤的配偶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如为伤者支出医药费以及因伤者不能从事家务而增加开支等—可直接由伤者本人要求赔偿，侵权人不得主张伤者因有配偶的支出而未受有损失。[19]就财产性损失而言，英美的不同一般只在于：在英国，伤者和伤者配偶因伤者被侵权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一律由伤者请求赔偿；而在美国一些州，则可同时由伤者和伤者的配偶请求赔偿，但赔偿项目不得重复。在1984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报告中，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称之为“赔偿给受害人（的方法）”（the remedy in favour of the victim）和“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方法”（the third party approach）。[20]就非财产性损害而言，在笔者看来，英美的不同更具实质意义。因为，与支出医药费等不同，不可能将未受伤配偶方的精神损害也算在伤者本人的损害之内，所以采用“赔偿给受害人”的方法时，侵权人无须就伤者配偶的精神损害进行—哪怕是通过给予受害人而实现的间接的—赔偿。

　　总结前文所述，可得一简明结论：以配偶关系为限，[21]就目前的法律现状而言，侵权致人死亡，不论英美，大都认可死者近亲属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22]侵权致人受伤，在英国，伤者近亲属并无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在美国一些州，伤者近亲属则有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都具有派生的性质，即以死者或伤者被侵权为由提起的针对自身损害的赔偿请求权。[23]

　　三、英美侵权法对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

　　以行为人侵权致人死亡为例，如前所述，英美普通法不承认死者近亲属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制定法介入，赋予死者近亲属因直接受害人死亡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该项赔偿请求权属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即请求权人可要求行为人赔偿损害，但无需主张其对自己构成侵权。如果死者近亲属以行为人对自己构成侵权为由主张独立的请求权而要求赔偿，前述制定法有关派生的请求权的规定对其是否应构成制约？从事理来看，自然应构成制约，即在死者近亲属派生的请求权中处理的行为和损害，不应在其可能的独立的请求权中再被处理，否则，会使行为人重复赔偿，也会使不同的请求权之间界限不清。[24]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理解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关键。以英国法上的行为人侵权致人死亡并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为例，《致命事故法》中第1（A）条赋予某些死者近亲属“丧亲之痛”的赔偿请求权（action for bereavement）。此条规定处理的行为和损害分别是不法致人死亡和因亲人逝去而产生的悲伤以及陪伴的丧失。因此，在死者近亲属提起独立的请求权时，其所主张的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应当不是或不只是“不法致人死亡”，其所主张的损害也应当不是或不只是“亲人逝去而产生的悲伤以及陪伴的丧失”。当死者近亲属以精神受刺激为由主张导致直接受害人死亡的侵权人对自己构成过失侵权（negligence）—英美侵权法中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时，一般称之为“精神受刺激”（nervous shock）案型（之一种）。在此类案型中，不法行为和损害如何界定？上述这些问题正是下文将要考察的内容。

　　以英国为例，对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可分以下三点来说明。[25]

　　（一）心理疾病之要求

　　第三人虽然精神受刺激，若未导致心理疾病（psychiatric illness），则不予救济。此种心理疾病须是确实可验证的（positive），单纯的悲伤、痛苦或其他通常的情感（normal emotion）不在其内。[26]

　　如果一个人身体受到了伤害—不包括伤害的危险，那么普通法的救济方式中含有针对悲伤、痛苦以及欢愉之丧失的精神损害赔偿，此点无须多言。[27]但是，此处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是指该第三人身体并未受到伤害，但却因目睹近亲属受伤或死亡惨状等原因而受精神刺激，并由此产生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28]如果亲人因被侵权而死亡，如前所述，制定法对于相关第三人（如死者配偶）的悲伤、痛苦以及亲人陪伴之欢愉的丧失等精神损害已有救济，因此，在笔者看来，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对如此程度的精神损害不予救济当在情理之中。如果亲人因被侵权而受伤，如前所述，制定法明文取消了普通法中相关第三人的请求权，因此，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法官对于因亲人受伤而产生的悲伤、痛苦等精神损害不予救济，自属当然。[29]

　　或许，可以认为：若非目睹死伤惨状，第三人（如死伤者的配偶）的悲伤和痛苦不至于如此严重，因此，对其因目睹死伤现状的悲伤和痛苦仍应予以救济。接受此说法，可得一结论，即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死伤者的近亲属若要寻求普通法上的救济，其精神损害应比一般的因亲人逝去或受伤造成的情形—前文所谓“通常的情感”—更严重。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英国法的逻辑。只不过，英国法要求须更严重到伴随心理疾病的程度而已。因为，若未严重到伴随心理疾病的程度，则很难分辨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是单纯因亲人死伤而生，抑或是因目睹死伤惨状而生。

　　（二）“初级受害人”与“次级受害人”